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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北宋苏轼的文学成就可做宰相，为何却颠沛流离了一生？北宋苏轼的文学成就可做宰相，为何却颠沛流离了一生？真正到了社会才会明白文学成就跟实际社会运作不一样的，科举举仕，苏轼当年也算整个北...

1. 北宋苏轼的文学成就可做宰相，为何却颠沛流离了一生？

北宋苏轼的文学成就可做宰相，为何却颠沛流离了一生？

真正到了社会才会明白文学成就跟实际社会运作不一样的，科举举仕，苏轼当年也算整个北宋时期的最高分，也是文坛领袖，虽然地方上政治突出，但是官场不是一个人的文学世界。苏轼及其文学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，不仅是其天纵才情，更是因为其旷达乐观的精神影响后世人们，一定程度上可以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。

莫嫌荦确坡头路，自爱铿然曳杖声。

初期苏轼父子兄弟在开封府也是风光无限，后面乌台诗案，原因是苏轼既不属于王安石革新派也不属于司马光的守旧派，他有自己的主张，两边也都有他认可的地方，但是无论哪一派得势跟他都没太大关系，虽然私交可以，但政见不同，留着你在朝堂争吵，还不如让你走的远远的，省的碍事，主要还是这方面原因。

北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主政观念是对立的。王安石变法，想让国家富强起来。变法改变以前的财政税收和土地分配，等等。就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，遭到保守派的反对。

反对派的代表就是司马光，但宋神宗大力支持王安石。司马光一派被打压，司马光就不去朝廷上班了，心情不爽的他用了十多年呆在家里写了《资治通鉴》。 王安石变法是好的，如果执行得好，后代就不用被别别人打得没有还手之力。但是他选的部下，利用变法的空子乱搞，搞得***受不了。他又没去了解民情，搞得个个反对变法。 宋神宗又在这时死了，王安石没了靠山。 神宗老妈是大力反对变法的，于是马上招回司马光，废出了变法。围绕变法，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几次激烈的论辩及斗争。

苏轼开始挑王安石变法的矛盾，被贬；司马光上台后，又看不惯司马光一派打压变法一派，自己请求外调，不被重用。苏轼是个正直的人，搞政治的人都是尔虞我诈的，苏轼不适合混官场，在政治上就这样了。 由于没有变法，北宋越来越弱，没多久就被金灭了。

苏轼字子膽，号东坡居士，是北宋文学家，书法家，美食家，是豪放派诗人的主要代表之一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却在诗词与书画方面有极深的艺术成就，苏轼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所做文章文风清新洒脱，震撼了当时主考官欧阳修，并得欧阳修赏识，苏轼从此在京城名声大噪。

苏轼因为上书王安石变法的弊端而受到小人陷害，于是调离京城，四十三岁因“乌台诗案"入狱。多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，后苏轼被贬写下了多首干古名作，在诗文上有巨大成就，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与欧阳修并称欧苏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，与辛弃疾并称苏辛，苏轼的诗文以清新豪放，汪洋恣肆著称，对后世有巨大影响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乌台诗案出狱以后，被贬黄州，苏轼官降数级，内心十分惆怅，心情十分郁闷。便时常到黄州城外赤壁山游玩，以此来放松身心，苏轼的书法也造诣深厚，与黄庭坚，米芾，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，说起苏轼人们不觉想起这位大文学家发明的一东坡肉，苏轼被黄州期间，黄州猪肉价格低贱，人们却不怎么吃猪肉，于是苏轼常买猪肉试着自己烹调，将烹调方法写成一首打油诗，这首诗引起百姓尝试这道菜。百姓就开始将这道菜称做“东坡肉”。

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历经多次降职与被贬，一生颠沛流离与惨痛遭遇，促成了他难以超越的文学成就。

一代词圣，恃才露芒，宦海沉浮，文字闪光

唐诗宋词是华夏文学史上的里程碑。如果说李白堪称唐代诗仙翘楚，那么苏东坡就是宋朝词圣不二。

苏子瞻、东坡居士、铁冠道人都是先生的自号。才华横溢，初试得中，少年得志，一鸣惊人。即使你有千般能耐，既为官本身就陷入了政治旋涡，时逢朝廷变法，你不站在这边就是那边。即使你熟读‘’经史子集 ”圣贤书思想深处求稳怕乱，但还是得罪了人。不管是自贬也好外放也罢，终究还是远离了政治中心。

一首《水调歌头.明月几时有》奠定了词圣的基础地位，亦能反映出“摆脱”后的心绪。但此后的“多言多语”，引发了“乌台诗案”，险些丢掉了性命。至此，“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”在一贬再贬中度过一生。

苏轼的文学辉煌基本上是在贬途间升华的。著名的《定风波.莫听穿林打叶声》就是先生借喻雨情抒发心境的表白。才华、名气，粉丝，在当朝先生的文坛领袖地位不可撼动，“只言片语”也会传到看你不顺眼人的耳中，不为我用，至你于死地又如何？

好在先生能够自愈疗伤适应生活，一生中写下了众多不可超越的文字，留下了千古文章。

苏轼的文学成就,声震寰宇，冠绝古今。但要以其文学成就来定论其宰相之才,恐怕这个说法还很难成立。

俗语云,"强盗有宰相之才"。这说明,宰相的才能,是需要一点强势、一点蛮横、一点圆滑甚至一点势利才能周旋于皇室与士大夫阶层之间。从这一点上说,苏轼的文学成就只能做为宰相之才的一面,但绝不是一个宰相之才的全部。

根据史书记载,苏轼曾两次进京为官又几次到各地任地方官。初入仕途,是嘉佑六年应试及第后任大理评事,不久由于母亲病故后回家守孝,直到熙宁二年官复原职。不久,由于不赞成王安石变法,于是要求做地方官,第一次到了杭州,做了杭州通判。

在湖州任职时间,因"乌台诗案"影响,其诗词被指诽谤朝廷,差点死于牢房。幸得王安石的雅量为他"鸣不平"才侥幸出狱,降为团练黄州副使。

直到宋哲宗即位,司马光重新当上宰相后,王安石维新派彻底受到打压。这给反对变法的苏轼带来了福音。他也因此第二次入朝为官,从礼部郎中起,做到了舍人、翰林学士、知礼部贡举等职。不过，苏轼的性格决定他始终无法在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再有新的平衡点。再次要求到地方去历练成为必然。

从苏轼沉浮于官场的履历来看,正是王安石变法这个里程碑***和他守旧思想相互交织的结果。

王安石变法,是北宋新帝宋神宗上位以来所谋求的社会制度变革,是向积贫积弱的社会旧制的宣战。其结果是向着最有社会进步意义方向去的,并且,维新派还因为有宋神宗坐镇成了主流。按理,苏轼应该看到任何一场社会变革,都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都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苏轼应该做的,是怎样更加理性***取合理完善的措施去推动这场划时代的伟大变革走向深入，而不是站在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地主阶层公然上书反对。也正是以苏轼、司马光这些"守旧派″从中作梗,宋神宗的思想在关键时刻才产生动摇,王安石变法最终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"引恨离场"。

正是他这种因循守旧的性格,注定了他在朝庭为官时不可能有大的作为。又由于他知识分子的那份清高,不愿与那些佞臣同流合污,也就注定了他要在各地"颠沛流离"。

不过,苏轼"颠沛流离"的人生也不是憾事。比起他在朝廷上"碌碌无为"起来,他能在湖州、杭州、儋州等地心系民众,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的一件件"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"的好事,实属难能可贵了。特别是他两次任杭州地方长官时疏浚西湖,用堵塞西湖的淤泥筑起长长的"苏公堤"、在海南兴办"东坡书院",更是深受人民的爱戴,我们会永远记住他。